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规模约为１．２亿，其中进城农民工约为１亿，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为６０００万人。

　　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加快了城镇经济的发展，方便了城市居民生活，为当地创造了财富和税收，促进了社会繁荣，但由于特殊身份及边缘性地位，他们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充分保护。有研究者提出，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也有学者反对或暂时还未将农民工当作一个独立的阶层，主要理由在于农民工只是一个过渡群体，最终将融人产业工人阶层或工人阶级 。

　　身份缺失导致权益受侵

　　不难理解，由于身份上“缺失”、“低人一等”、甚至“非法务工”，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一直备受侵害，其中以劳动保障权益为甚。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法规保护，但在现实中却普遍存在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２００６年９月对企业的调查显示，企业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６５．７％，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基本养老保险３３．１％，失业保险１９．６％，基本医疗保险或大病统筹２５．６％，工伤保险３８％，生育保险１５．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９．７％。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少数企业的试用期限达到半年，甚至半年以上；在招收农民工的企业中，超过１／４的用人单位收取押金。劳动时间超过８小时的农民工占５２．９％，有些甚至超过１２小时；有近一半的农民工每个月不能保证４天的休息，甚至有相当多的农民工每月没有休息日；超过１／３的农民工延长工时或在节假日工作不能得到更高报酬；２０％的农民工在最近的半年里有过被欠薪的经历；只有不到４０％的企业或单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女性在怀孕期能得到特殊保护的也只有４０％。

　　退保：保障政策该打补丁

　　从各地的实践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进展较快，大部分采取单独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做法，内容以社会保险为主。主要模式又可分为单项保障模式和综合保障模式两种。单项保障模式以深圳为典型代表，保障内容包括养老、医疗、工伤三大险种。农民工养老保险实行个人账户制，基金来源包括两部分，其中个人按工资总额的８％缴纳，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的５％缴纳，全部计入个人账户。医疗保险以本市上年度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由用人单位缴纳，其标准分别为住院医疗保险按缴费基数的０．８％缴纳，地方补充医疗保险按缴费基数的０．２％缴纳。住院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不建立个人账户；地方补充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地方补充医疗保险基金，不建立个人账户，专款用于地方补充医疗保险待遇支付。综合保险以成都为典型代表。成都综合保险保障范围包括工伤保险或意外伤害保险、住院医疗费报销、老年补贴。综合保险的缴费基数确定为八档，即上一年成都市职工平均工资的６０％、７０％、８０％、９０％、１００％、１２０％、１５０％和２００％，综合保险缴费按缴费基数的２０％缴纳，如果有具体用人单位的，由单位承担１４．５％，个人承担５．５％；无用人单位的，则全部由本人缴纳。

　　无论是单项保障模式，还是综合保障模式，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退保问题。农民工受自身素质、年龄、就业形势等因素影响，流动性特别大，转保和退保的情况特别多。退保不但大大提高了农民工的管理成本，而且失去了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本来意义。这表明，农民工社会保险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北京大学的赵耀辉更是直言不讳：“养老保险改革把农民工包括进来，好像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一样，实际上是让农民工补贴城市的养老”。

　　有效培训乃当务之急

　　实际上，要真正解决农民工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保护层面，如果一直站在施舍给予者的角度、一直用同情怜悯的眼光对待农民工，就难以达到“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各级政府一方面要继续维护好农民工权益，一方面应逐步形成惠及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制度。而公共服务中，目前看来最为紧迫的当属为农民工提供有效的培训。

　　总结当前的农民工培训局面，我们认为尚存在以下问题 ：

　　第一、农民工素质偏低、培训任务艰巨。各地农民工培训进展不平衡，一些地方培训规模小，培训率还很低。从全国情况看，虽然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人数增加很快，但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并没有明显改善，企业急需技术工人的突出矛盾并未缓解。

　　第二、企业积极性不高、培训投入不足。农民工培训对企业而言实质是一种经济性投入而不是消费。和其他投入不同的是，其成本产生于当前，收益却发生于未来，而且会是一种个人、企业、社会多层次的收益。从个人收益来看，通过技能培训可以提高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存量，提高远期收入，这也是技能培训最直接的结果。但很多企业却认为培训是一种耗费成本的消费，而且，面临技术工人青黄不接的时期，辛辛苦苦培养的技工恐怕会被别人挖走，所以宁愿不进行培训。我国规定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的１．５％～２．５％提取职工教育经费，这在部分企业，特别是效益相对较差的企业并未得到落实，目前国家也没有专门的监督检查制度。

　　第三、培训需求大，难以满足。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广东省在珠三角地区针对农民工开展专项调研活动，调研数据显示，有５６．９％的农民工认为打工是为了多挣钱，但也有高达６２．６％的人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拥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５６．２％的人希望当地有关机构能组织开展各种技能培训。

　　第四、转移后培训比转移前培训更为困难。由于职业培训正在日益向终身学习的方向转变，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过去那种只靠一次性教育或培训就享用终身的想法已经过时。此外，由于转移前的培训针对性不强，尤其引导性培训实用性差，接受培训的农民工很难经由此种培训提升实际技能。因此，转移后的在岗培训比转移前的岗前培训更具重要意义。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对本地户籍农民工培训较为重视，将本地户籍农民工接受培训的状况纳入相关部门的考核指标，却忽视对外来农民工的培训，劳动部门和教育系统对外来农民工参加企业内、外的培训缺乏灵活务实的支持。

　　第五、培训经费难落实、补贴标准偏低。大多数农民工的转移模式都是缺乏培训的无序流动，而根本的问题是：各地农民工转移培训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分担的投入机制尚未建立，培训经费难以落实，政府补贴不足，农民个人分担比例过大。据调查，农民要掌握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就业，培训时间基本要达到３个月，经费一般在８００～１２００元左右，２００５年阳光工程人均补贴１００多元，２００６年不足２００元，经济发达地区如厦门也只补助３００元，补贴标准明显偏低。

　　(摘自 1525中国经济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