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辈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也高。他们渴望改变人生，不再满足“挣点小钱就回家”——

　　他们，已经不是昔日的“农民打工者”。与父辈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也高。

　　据劳动管理部门分析：我国第二代民工正在形成并登上经济舞台。

　　区别于普遍文化水准不高、“有工就打”的第一代民工，这些20多岁的民工新生代，不再满足“挣点小钱就回家”。他们有学技术、创业的愿望，更强烈地渴望融入城市，改变人生。

　　炒老板的“鱿鱼”

　　在杭州市劳动部门的一个职业介绍所，记者见到穿着雪白上衣、烫着时髦发型的小曹。他20多岁，在杭州已混了两年多，学会的最大本事就是：跳槽。

　　他认为，城里人工作岗位好，那是“命好”，乡下人则不能“认命”。因此，跳槽，就成了他的拿手好戏。

　　小曹干的工作主要是推销化妆品。新牌子化妆品销售提成多，小曹就专拣提成多的公司干。销路一打开，老板就减费用，小曹就用铺好的渠道再做另一个品牌。

　　小曹总是用小聪明去对付老板。有时诡计被戳穿了，他会“嘿嘿”一笑，辞工而去，到劳动力市场再找一家干干。

　　小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耍小聪明的机会，他说：“我要尽快地富起来，要抓住所有机会；不然慢慢地熬，什么时候才出头？城里人会炒老板的‘鱿鱼’，我们也会。”

　　干技术活才是铁饭碗

　　过去一提到农民工，人们的印象就是“傻大黑粗”，多是干些苦力活。现在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北京市第一家“民工影院”诞生在朝阳区文化馆。这里不光为民工放映电影，还举办民工放映员培训班，开辟了民工就业的新渠道。

　　朝阳区文化馆的小张向记者介绍说，去年和今年，文化馆举办了两期民工放映员培训班，先后培训了90多人。接受培训的农民工，要系统学习光学系统、整流器、电学等5门课程，还有换片、保养机器等实际操作。考试成绩合格者，文化馆将为其发放可全国通用的资格证。获得放映员资格证的农民工，多了一技之长后，可以在全国各地寻找工作。

　　河北农民工王成立只有20多岁，学会放电影后就留在北京，和另一位农民工成了“民工影院”的放映员。他们有了知识和技术，不再单纯地靠“卖苦力”生存。朝阳区文化馆负责人说：“新一代民工有文化，不少是初高中毕业，他们有追求，学习新玩意儿的悟性也好。”

　　学会普通话城里好打工

　　“吃饭”不能说成是“掐饭”。如今在长沙，不少农民工开始学说普通话，以便到城里好找工作。

　　为了不再让语言成为制约农民外出务工的“绊脚石”，长沙市已把普通话培训纳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的配套计划。从去年9月到现在已培训了几千人。

　　长沙市语言文字委员会的负责人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现在培训的多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要到外地务工，都希望先过语言关，政府也有责任帮助他们。长沙市迄今登记在册的农民工有30万人，在农民工中推广普通话，将有利于消除农民外出务工的语言障碍，降低务工门槛。

　　此前，在长沙市郊区望城县一家职业培训学校教室里，记者偶然认识了20岁的望城县农民马小芳。身材高挑儿的马小芳说，一年前，她曾经在深圳一家宾馆当迎宾员，因为乡音浓重，经常被人嘲讽，客人听不懂也不高兴。此次培训让马小芳有了新的希望。马小芳认为：乡下人也要有奋斗精神。要提高生存能力，首先就从改变口音开始。

　　卖菜的变身份成律师

　　陕西人高志生，经过刻苦努力，从一个卖菜的变成了律师。

　　高志生从小生活在陕西偏远地区的一个小镇上，到新疆当了几年兵，复员回家后一直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只得在城市里打工，以卖菜为生。

　　高志生彻底成了“城市边缘人”，但他始终心有不甘，游走在大街小巷，吆喝着“萝卜、青菜”，但心里想着的却是如何出人头地。

　　一日卖菜之余，高志生随手捡起一张旁人丢弃的中国律师报，翻来复去随意翻看。忽然，一则招生广告吸引了他的眼球：一家法律夜校在招生。高志生白天思前想后，晚上辗转反侧，终于横下一条心，拿着卖菜攒的几百元交了第一笔学费。

　　此后，高志生白天卖菜，晚上听课苦读。生活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专心致志。几年之后，他居然第一次参加司法考试就通过了，并取得了律师资格。

　　现在，他已经来到了北京就业，时常在众多记者面前吹嘘他光荣的历史：一个不甘消沉的城市边缘人，如何成了高收入阶层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