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救命是抢时战，而灾后经济重建则无疑是一场持久战

　　汶川震灾之后，需经济重建。如果说救命是抢时战，而灾后经济重建无疑则是持久战。在当务之急救人生命之际，制度救助可以一时一地的倾全国之力；相对的灾后经济重建，则是长时期的、持久性的、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对于灾后重建，新西兰、日本、美国和我国台湾都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制度性约束确保赈灾资金高效使用

　　日本根据《灾害对策基本法》、《灾害救助法》、《受灾者生活支援法》和《严重灾害特别财政援助法》等，各级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对灾区重建负有责任，必须根据法律和防灾计划重建灾区。在资金方面，国家负担重建灾区的全部或部分费用，负责分配费用的大臣根据都道府县知事的报告、地方公共团体提供的资料和实地调查结果进行分配，分配时必须做到公正、稳妥和迅速。大臣在决定灾区重建费用时，必须考虑到灾害可能再次发生，并提供对有关设施进行改良的费用。在制定分配费用标准时要向中央防灾会议报告。灾后重建的资金来源包括国家财政、地方公共团体的灾害对策基金和金融部门提供的贷款。

　　美国新奥尔良地区在遭遇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政府拨款重建家园，为了确保赈灾资金有效配置，美国政府和国会联合临时出台应对机构，确保资金的合理支出。

　　民间机构及企业成主力

　　1999年台湾“9·21”地震后，在灾后重建中，持续性提供服务的有，南投县23个小区家庭支持中心、台中市的3个“国宅”服务中心；这些是当地政府委托相关福利机构提供的服务中心。而纯民间组织有，如CCF则针对低收入户、单亲家庭，展望会则针对原住民、儿福联盟针对失依儿童等；这些民间组织，或独立或结合社会资源，从事特定受灾人口的跨区域服务。这就有效保障了资源的高效配置以及实际救助的效果。

　　灾后重建对于企业而言，是一个巨大商机，在步入灾后重建阶段的一些基础设施、路、桥、学校、医院，以及房屋建设工程等，不但推动主要建筑行业、施工企业的商机，也带动了下游产业链的商机，比如钢材、水泥、化工产品等一应建筑材料的供应商。这里面考验的当然是企业自身利益与社会道义的博弈，如果企业能够抱有人类崇高无上的人道主义情怀，全力投入到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中去——须舍个人利益或企业利益，顾大家利益或社会利益。1995年发生地震的日本阪神，在灾后经济重建中，很多企业支援大批物资现金，很多慈善机构团体组织义工和志愿者到灾区帮助灾民重建家园。灾后经济重建，主导力量在于民间慈善机构、团体以及企业的鼎力相助上。

　　发挥保险的市场化机制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震保险制度也是值得慎重考虑的。

　　在日本，地震保险作为房屋火灾保险的附加险存在，房屋所有者有权选择购买与否，但由于日本地震频发，地震保险的实际购买比例较高。与之相对应，新西兰地震保险是强制购买的，当房屋所有者购买房屋火灾保险时，必须同时购买地震保险。

　　新西兰地震保险制度被誉为全球现行运作最成功的灾害保险制度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国家以法律形式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多渠道巨灾风险分散体系，走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相结合的道路来尽可能分散巨灾风险。地震巨灾险保费为每户每年60新元左右，由保险公司代为征收后再交给地震委员会。

　　日本的直接保险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出售附带地震保险的家庭财产保险，然后将地震保险业务全额分出给日本地震再保险株式会社，后者将一部分业务以非比例超额再保险的方式，转分保给政府(超出一定赔款政府才承担，双方的责任、权益与保险金额之间没有固定的比例关系)，一部分作为自己承担份额保留，因而形成了由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政府三方共同分担责任的结构。初级巨灾损失100%由参与该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中级巨灾损失由参与该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50%，政府承担50%；高级巨灾损失由政府承担95%，被保险人承担5%。

　　无论是新西兰的强制购买还是日本的非强制购买，两国地震保险在制度设计中都突出了政府参与的特征。这表明，地震保险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家庭财产部分，具有很强的社会保险属性。尽管损失惨重的地震是极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保险公司基本是无力赔付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地震都列入财险免责条款的重要原因。不过对于单个家庭来说，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是无法承受的。如果没有保险制度提供保障，单纯依靠政府资助，那么家庭灾后生活的恢复将是极其缓慢和痛苦的。

　　既然保险市场本身无力解决在地震灾难中的市场失灵问题，那么政府必须在其中发挥干预作用。地震灾后重建的庞大资金需求不是政府或保险公司哪一方能够单独提供的。日本和新西兰经验表明，在政府提供地震再保险的情况下，合理的地震保险制度设计可以有效提高灾后重建的效率，对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都有很好的正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