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三十年——3月11日

　　●1978年 国务院决定兴建上海宝山钢铁厂

　　●1985年 《人民日报》报道河南农村出现股份制合作模式

　　●1988年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首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邓朴方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和执行理事会理事长

　　●199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995年 中美正式签署关于知识产权的协议

　　●1998年 国务院计划将医院和药房收入分开

　　●2000年 江西萍乡发生烟花爆竹爆炸事故，造成33人死亡

　　●2003年 胡锦涛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台湾代表团审议

　　24年来，牛红梅经常想起那个炎热的下午，她把蜜蜂牌缝纫机搬出家，拉到了一个临街的仓库内。

　　仓库里，挤满了大姑娘小媳妇。她们把一台台缝纫机拉来、摆放整齐。

　　1984年，临汝县尚庄乡针织厂就这样成立———所有的缝纫机都是农妇们从自己家里搬来的。

　　也因为此，她们既是员工，也是股东，一个月能发三四张“大团结”，名曰“分红”。

　　24年后的今天，牛红梅已是县城最繁华的街区一家服装店的老板。当年的农家媳妇，靠一台缝纫机成为股东后，见识和资金日长，最后远离了那片贫瘠的土地。

　　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河南临汝县（现称汝州市），如尚庄乡针织厂一样，数千家利用人工、生产资料入股的经济联合体，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兴起。

　　1985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临汝的众多股份合作企业，获得了政策上的支持。

　　当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临汝农村兴办股份合作企业》，见证了临汝当年股份合作企业的兴盛。文章称，这种股份式合作经济开始于1984年上半年，当时，一些地方的农民或因资金不足，或因无技术、或因缺劳力，想办企业却力不从心，便自动联合起来，办起了股份式合作企业。

　　这种股份式合作经济，迅速成长并成为临汝农村经济的支柱。1984年当年，临汝县各类股份式合作企业所创产值，占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的61.9%。

　　在中国很多地方在为“姓社还是姓资”争讼不已时，这里的人躲在群山的臂弯里，利用原始的股份制模式，聚集更多的钞票和劳力，开矿建厂，去博取更多的钞票，让更多的人过得更好。

　　乡政府买不起缝纫机

　　尚庄乡针织厂，属于乡企。让员工们搬着缝纫机去上班，这在当时，其实是一种无奈。

　　“穷”，是牛红梅记忆中，关于当年的最深印象。她身上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自己扯来白布，在做饭用的锅里下几块颜料，自己染好了做成的。

　　乡政府跟牛红梅一样穷。当时，政策鼓励农村搞多种经营，一名郑州有亲戚的乡干部打听到，郑州一家服装厂接到一批大订单，正找代工的地方，就带人过去谈妥了。

　　尚庄乡政府把大集体时候留下的一个仓库整了整，好不容易凑了3万多元，买来了大机器，但女工用的缝纫机却买不起了。

　　当时，缝纫机是临汝农村结婚的“三大件”之一。就有领导提议让农妇们带着自己的缝纫机过来。

　　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执行。在大集体时代，带着农具上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牛红梅记得，当时全针织厂100多员工，除了厂领导拿政府工资外，其余的100多号人基本上都和她一样，每月根据工厂盈利情况，可拿到30元至40元不等的工资。

　　事实上，当时即使去工商局注册，也没有“股份制”这一条选项。牛红梅所在的针织厂，就是以“集体企业”的名目注册。法律上，尚庄乡政府是厂子惟一合法的所有人。

　　“直到90年代，这里才有法律承认的股份制企业。”在临汝县政府任宣传干事20多年的刘智斌说。

　　县长为致富先进牵马

　　“当年有没有担心，怕人说‘资本主义尾巴’？没有，有领导顶着呀！”2008年春，孙春元再次回忆当年的情形，话语轻松。他当时的职务是临汝县乡镇企业局企业科科长。

　　开业那天，孙春元和几位县领导一起，赶到现场祝贺。作为临汝县最早的多种经营企业之一，领导们对它看得很重。

　　和许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一样，孙春元亲眼见证了许多“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实：穿工商制服的人踢倒路边卖烧饼人的火炉；两个贩猪的外地人，因被指“投机倒把”而拦下，猪被没收款被罚，蹲地上抱头痛哭。

　　但他更多的庆幸是———“临汝县的领导比较开明。”孙春元回忆说，时任县委书记吉长荣每次开经济工作会，都要求护老百姓致富的热情和努力。

　　两件事让孙春元记忆深刻。

　　1983年，临汝县小屯乡宋庄村村民冯清立开了家翻砂厂，为煤矿做工具。因为收废铁，他被警方数次传唤，翻砂厂也被工商部门关闭。无奈之下，冯清立托人将上访材料递给了县委副书记胡立。

　　胡立赶到冯家，问清楚了情况后，在乡里和村里的会议上，以一个县委常委的身份，为冯清立“恢复名誉”，并让冯清立在全县巡回做致富经验的报告。胡立还找到处罚冯清立的各单位领导谈话，与他们理论“冯清立究竟违法不违法”。

　　寄料镇寄料村村民郭明与人凑钱，买了两辆汽车拉煤，1984年一年就赚了4万元，成为全县典型。县里特意开会对其表彰，会后，郭披红戴绿，骑在一匹枣红马上，县长马庆立为他牵着缰绳，在县城几条大街游行。

　　“领导的重视是最重要的。”孙春元所在的单位，被要求利用一切便利，为乡村工业，搞多种经营服务。“一开始，多种经营还局限于农民搞个养殖什么的，到后来，我们发现发展乡村工业，也不能只靠政府。”

　　按当时的企业法规规定，个体户的雇工数量不能超过8人，要不就是资本主义。

　　但在杨楼乡杨楼村，农民李景源雇了十几个人做瓶盖，生意好了之后，还在上海设办事处，雇四个上海人做业务员。“县领导都以此为荣呢。”孙春元说，“你要是下面的干部，你敢去说人家是资本主义，让人家关门？”

　　“中央在摸索，地方也应该跟着摸索。无论咋说，让百姓合法致富总没错。”吉长荣的话，让孙春元记忆犹新。

　　5村民一人一千齐开厂

　　在有着“百里煤海”之称的采煤大县，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更为红火的是分布在各处乡村的煤矿。

　　开个最简陋的小煤矿，在当时需要3万元左右。临汝当时有（公）社（生产）队煤矿26个，集体资金投入已经力竭。

　　那时，中央对矿山业的指导思想是:“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为了鼓励群众开矿，临汝县当时的政策很宽松：经过村委会和乡镇政府批准后，再到县煤炭局申请，在省里备案，就可以开挖了。

　　但是有一点，个人凑钱开办的煤矿，必须冠以村或者村民小组的名义。“煤炭矿产属于国家和集体，个人是不能挖的。”当时在寄料镇政府工作的陈保松说。

　　除了煤矿业，更多的股份合作，也在各个能赚钱的行当展开。在寄料镇马长庄，5个村民一人凑一千，开了一家耐火材料厂。四个人在家做，一个人跑业务，每到月底，5人按经营成本和劳动力的入股量分配利润。此厂因工作效率高而远近闻名。

　　私人资本如此，集体企业也跃跃欲试。汝州镇阀门厂原是个镇办企业，固定资产有130多万元，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就将厂子做股发行，镇里占了80股，职工以货币入股后，还可以自己的劳动力入股。

　　数据显示，1984年，临汝县各类股份式合作企业所创产值，占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的６１．９％，达到13000多万元；利润占７０％，达到2800多万元。

　　临汝县的财政收入因此在河南省位居前列，两年后，甚至跃为全省第一，是该县史上惟一一次。

　　全县清查干部入股

　　尚庄乡针织厂仅仅存在了两三年的时间。和这个匆匆一现的针织厂一样，当年临汝遍地的“股份制”企业，几乎都没能延续至今。

　　“这些企业留到现在的几乎没有。”孙春元说，其中一大部分在数年内倒闭了，少数县级企业撑到上世纪末，也因为资不抵债，全部改制。

　　早期的“股份合作企业”，在运行过程中逐渐显现其存在的问题。

　　首先就是产权不明晰，权责混乱。

　　当时，临汝县各乡镇都建立了经济联合社，政府、集体和私人一起入股倒卖物资做生意。据陈保松介绍，经联社班子的任命，往往就是党委一把手的一句话。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乡领导罢免了一个不喜欢的经联社经理后，继任者是一个连账都不会做的教师，结果经联社很快倒闭，留给股东的，是几万元的欠款。

　　牛红梅的针织厂也是如此。她虽然号称是股东，却对企业的经营方针没有什么发言权，而被政府任命的厂长，自主权也少得可怜。

　　缺乏竞争力，是当年的“股份合作企业”显现的另一弊端，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包括尚庄乡针织厂在内的诸多企业最终倒闭。

　　“干部们还是喜欢把企业看成是下属的一个单位。”孙春元说，“就像老国企一样，效率肯定比不上私人企业。”

　　当先富起来的农民脱离集体经济的幌子，出来单干以后，就是这些企业的末日。

　　“经济越来越发展，什么生意都有竞争，这些政府牵头的企业成本降不下来，创新又不如那些私企，只能等死了。”孙春元说。

　　此外，在当年，“乡镇领导”的“股份制企业”，甚至成了一部分腐败的滋生地。

　　孙春元说，当时有部分领导利用职权，向农民办的企业入“空股”，当名誉股东领取报酬。

　　1984年，寄料镇党委副书记李丰年，从梨园煤矿划拨给高庙村的搬迁费中索要1000元，到牛沟煤矿入股，结果被逮捕法办。该年，临汝县纠正的不正之风案件，公开的就有43起。

　　为此，临汝县派出5个工作组，赴全县清查，禁止干部们在股份合作企业入股。

　　创业传奇始自股份制

　　大浪淘沙之后，弄潮儿却变得更加从容。

　　牛红梅从针织厂搬出缝纫机后，用在厂里学来的手艺，先在镇上开了个裁缝铺，给人做时兴的衣服。不到一年，她又在县城开了一家店，托厂子以前的业务员联系郑州的衣服货源，成了一个生意人。

　　在现在的汝州，全国人大代表李留法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位据称身家数十亿的天瑞集团董事长，旗下企业涵盖铸造、水泥、铝业、煤电等。

　　李留法的创业传奇，便是从股份制合作企业开始。30年前，李留法还是一家工厂的卫生员。上世纪80年代初，李留法与十六七个人合股，开了一家小铸造厂，专门做城市的污水盖，并于1983年注册成立了公司。后来的20多年里，他东收购，西拓展，成为当地巨富。“天瑞”水泥也名闻全国。李留法曾多次表示，没有创业初期的积累和历练，就没有他的今天。

　　但并不是每个参加合股的人，都成为了大老板，更多的人，还像牛红梅一样，留在汝州这个经济总量位居全省前列的土地上生息。

　　“我常念起那台缝纫机。”2008年春的一个午后，穿着真皮毛领大衣的牛红梅，磕着瓜子喃喃自语。

　　(本报记者 孙旭阳 河南汝州报道)

　　■ 新观察

　　股份合作：破解三农问题良药

　　人们都知道农村的“土地承包”开创了中国经济的新纪元，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现在已经视为平常的股份制，也是从农村发端的。

　　24年前，在中原河南，饱受计划体制禁锢、吃了数十载大锅饭的农民，分田到户开始激情创业时，他们发现或资金不足、或无技术、或缺劳力，欲规模生产和办企业均力不从心，便自动联合起来，以资金、土地、厂房、牲畜、车辆入股合作经营，这样，“股份”合作模式开始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这种新型的经济合作模式，一出现便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群众手中的零散资金开始聚集，人财物土地等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农村各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向广度和纵深发展。

　　作为中国股份制经济的自发试验，此合作模式在乡村萌芽后，开始向城镇集体企业扩展，经过在国有小型企业的试点改革后，逐步扩大到大中型国有企业，并直接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末股票柜台交易和90年代初沪深股票交易所的出现。

　　相较于在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层面的推动，股份合作模式在其孕育地的发展却极其缓慢和脆弱。由于受政策的影响，农村股份合作模式全部带上集体的“红帽子”，再加上农民的知识陈旧，这些合作企业多产权不明、权责混乱。

　　所以，像临汝县出现政府、集体和私人一起入股倒卖物资做生意；而同时，经联体高层管理者的产生，也并未按照公司章程，往往是“一把手的一句话”。如此，在农村股份合作经济中，现代企业制度难以建立。

　　1989年后，温州等地开始规范此类企业的产权制度、分配制度、领导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两年后，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也赴温州，就“农村股份合作”进行专题调研。

　　但这些，并未阻止中国农村合作企业的转型和倒闭。当然，个体的没落并不意味着该模式的失败，事实上，这几年发展起来的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组织、农会，已经成为新农村新股份合作模式的象征。

　　同时，时隔20多年后，以小生产为特征的一家一户、小而全的生产模式也期待更多样的经营合作。因为家家户户都齐备的生产资料严重闲置和浪费，无法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无法形成农业的产业化。

　　温家宝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08年要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并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此积极信号无疑会为农村股份制改革指明发展方向。而如果将20多年前出现的以土地入股的股份合作，再次运用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上来，推进以土地经营权为中心的合作，或许是再推农村股份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代表着农民根本利益的生产资料，进行土地股份制改革，就是将土地资源转化为土地资本，而农民可以获得多种收入：地租、分红、腾出更多的劳力变现，以及依托宅基地改造后从事经营活动的营业收入。

　　这样，因为农民将由“失地农民”变成真正的“股东”，在征迁过程中出现的补偿低等矛盾都可缓解。与此同时，借助外力将已成型的现代企业制度移植到农村，将比20年前光明许多；如此，发端于2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农村股份合作模式，也终将绽放出新的光彩。(刘炳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