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的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小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有２０多位穿着朴素的农民、有几位西服笔挺的外国人，更多的是来自北京各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有说英语的，更多的人操着南腔北调的中国话。今天，不论身份和语言，他们到这里来的都有一个共同的词语：“合作社”。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杨团副主任告诉记者，这样的动议来自于几年前她去挪威的访问，看到那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和成熟，她提议这样的方法能够在中国的乡村进行试点和培训。此后，获得挪威政府资助的该项目在中国“落户”。虽然国情有所差异，语言也不相同，但在合作经济这个共同的题目下，挪威的农业问题专家对来自全国１８个农民合作组织进行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培训。来自研究机构的专家们也根据他们的研究发表了个性鲜明的观点。

　　市场议价权：“合作”组织市场

　　“经济全球化对合作制的发展提出了愿景”。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研究所研究员唐宗焜表示，近年来“合作制热”一直在世界范围内不温不火的烧着。“竞争的加剧，让合作制面临挑战”，他明确指出，“加入ＷＴＯ的中国也面临这种挑战”。

　　提起合作社，可能很多人对上世纪５０年代如火如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还记忆犹新：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经过７年的“三级跳”，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然而，急于求成的性格让它“跳”得“太糙、太躁”，“农业合作化”在一部分农民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中国“合作制”的重建埋下了伏笔。对此，唐宗焜认为，“农业合作化”的实质是集体经济，而非合作经济——“不能自由的退社，让它已经不再是合作组织”。

　　国际合作社联盟（ＩＣＡ）给合作社界定了七个标准：自愿与开放的社员资格；民主的社员控制；社员经济参与；自治与独立；教育、培训与告知；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关注社区。唐宗焜认为，不符合标准的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合作经济，“要想放下人民公社的思想包袱，最好自己组织合作”。然而，浙江省瑞安市副市长陈林对此有不同的意见。

　　清华大学博士后毕业的陈林，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农民很难进行有效的组织，政府有介入的必要。“所以，对于自愿这个原则，在中国国情下应该修正为：可以接受”。他进一步解释说，其实合作社不怕政府的介入，而是担心成为“部门利益集团的代办和洗钱工具”。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指出，合作社发展的关键是获得“市场议价权”，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只有联合才能获得市场的谈判权力。吉林省梨树县郭家窝村合作社理事长郭连伟更是提出，农民本身也是消费者，“组织农民就是组织市场”。

　　然而在人情社会中，“合作社不可能超出一个村，或是周围的几个村”，陈林认为：“所以就需要合作社之间的联合，多纬度纵深发展”。于建嵘也认为，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合作社应该形成“小生产、大群体”的经营格局，从而实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的经营效果。

　　奇怪的农村：挪威经验

　　海拔高、气候条件恶劣，耕地匮乏、土壤贫瘠，作物生长季节短—种种先天条件的不利，挪威农业却逐渐兴旺发达，挪威农民也过着现代和富裕的生活。挪威科技大学农村研究中心教授瑞达·阿勒姆斯认为，挪威农业能在竞争弱势中得到蓬勃发展，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需要强调，其中最重要的是“农民有能力组织生产并联合成市场合作组织”，从而“在国家层面上获得对市场的支配权”，并“通过食品消费获得更多的增值”。

　　挪威农民先后成立了农民联盟、小农联盟、农民联合会、工农联盟来制定相关政策并保护各部分农民的利益。瑞达·阿勒姆斯表示，正是强有力的公民团体增强了农民的力量，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发言权，从而平衡了城市及工业的利益。挪威以前由于牛奶过多，奶制品的价格要低于成本，后来他们成立了奶制品的合作组织，将所有的牛奶都集中起来，这样就有了市场议价的权利，通过市场来提高奶价，保障了奶农的权利。其次，“９０年代挪威农业所具有的十分严格的规范化体制”。瑞达·阿勒姆斯认为，如果没有这个协议来保护国家食品生产，挪威农村地区的景象就会与现在大不相同了。

　　挪威对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他们给出农村的定义让在场的中国人哑然失笑，即“生活地区在２０００人、５０户居民以下，房间距离超过５０米的地区”。对农民的定义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即“每年申请农业补贴的人就是农民”，他们坚持认为“不申请农业补贴的就不算是农民”。据介绍，在挪威，很多人有自己的专业工作，同时生产农产品。瑞达·阿勒姆斯表示，自己的女儿是教师，但是也加入了合作社，“卖自家林地的木材”。

　　所以，与中国相比，挪威政府对城市与农村采取更“均衡”的发展策略——主要是通过拨款体制和税收体制来平衡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在挪威，“农产品商业化、农民不断增加的收入及地方福利的增加”是令农民和农业融入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同时，挪威农村文化的城市化进程也在推进，这使得农业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农村生活方式和农民口音也与小城镇及近郊地区的居民越来越相似。

　　政府是拐杖，缺了也能走

　　对于合作社和政府的关系，兰考县南马庄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张砚斌做了这样的比喻：“政府是拐杖，缺了也能走，但是最好有；政府不是轮椅，你坐着它，它并不会带着你走”。张砚斌表示，农业合作社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和政府“搞好关系”，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得和潜规则结合”，他坦率的说，“按死理很难办成事儿”。和政府保持融洽的关系，让南马庄合作社迅速发展了起来。在处理和政府的关系上，张砚斌认为“忍让”和“理解”是很重要的方面：“我们和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也希望自己地方上的任何组织都发展壮大起来”。

　　在挪威，像农舍这样的财产是能够抵押进行贷款的，然而在中国，农民对土地有承包权，他们的土地、房屋却不能抵押。“主要是缺乏这么一种认证文件，况且银行也不认”，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钧向挪威专家解释说，“这个问题还尚在解决之中”。

　　与中国“法律开路”不同，挪威关于合作社的法律在２００７年才通过，是在他们第一个合作社成立１５１年之后。挪威专家的解释很简单，因为以前没有需要。“在国家框架性的法律架构下，挪威的合作社发展得比较不错，而且还有其他一些法律也可以使用，兼之公司法等法律的保护、议员的议案，使得他们不需要这样的法律”。至于近期的立法，也只是为了让更多新成立的合作社得到更多的帮助。

　　然而陈林却表示，中国关于合作社的法律要“务必尽快展开”，“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律和规则可依，而是各方面的规则太多了”，“总之，立新法是为了破旧法”，陈林说，“如果不处理好这个事情，法律、法规反而可能是起到制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