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守18亿亩耕地的确需要“基层动员”，但“基层”到县乡镇村还远远不够，真正能够捍卫耕地的，本应是世世代代在土地耕种的淳朴农民。但现实是，能捍卫土地的农民们，正在失去“捍卫土地”的动力。

　　有人把近年频发的因农地占用问题而引发的农民上访、诉讼，看做是农民“捍卫土地”的表现，但只要对上访或诉讼的动因稍加分析便会发现，补偿不到位、不合理才是这些诉讼最主要的起因。如果让农民在高额补偿与继续种地之间选择，恐怕多数农民会选择前者。

　　在记者采访的多次农村土地占用纠纷中，多数农民“捍卫”土地的行动都是因为违规征占农地以及不合理的补偿，使他们无法保障基本的生存。换言之，如果征占土地的一方开出的条件不仅可以满足农民的生存需要，而且还可以使他们现有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那么，恐怕农民便不再有“捍卫”土地的动力——相比于违法违规用地在基层的蔓延，这才是最可怕的现象。

　　一旦“大笔现金”的诱惑摆在面前，货币收入少得可怜的农民便很难继续留在土地上。客观而言，其间亦有历史原因。新中国开展经济建设之初，为了形成开展基础建设的资本积累，政府实际上采用了“两端压低成本”的路径。即在城市维持低工资，降低人力成本支出。在农村，则压低粮食价格，从而完成集中开展建设所需的必要资金，这在当时也属无奈之举。

　　而实际上，城镇居民的低工资水平，来源于被压低的粮价。这直接导致，长期以来农民货币收入的严重匮乏。当中国进入到城镇化飞速发展的时期，价格机制放开，农民也必须面对更多需要用“货币”解决的问题。农民们发现，看病需要钱、盖房也需要钱，即便快速上涨的粮价，也远不能满足他们对货币收入的追求。大量农民舍弃土地进城务工，便是从侧面反映了这种诉求的强烈存在。

　　按照这样的逻辑，由于急需货币改善自身生活水平，日益趋高的医疗、高等教育成本，都可能直接助推农民接受“高补偿”的“违规占地”。这正是如今农民一系列的“捍卫土地”行动的内在逻辑。

　　正因如此，与其强制性地限制耕地转用，不如设法提高农民在土地上获得长期货币收入的可能。2006年国家开始执行取消农业税以及种粮直补，正是这种思路的开端。但这还远远不够。

　　只有农民对货币收入的渴求，能够在耕种土地的过程中得到大部分满足后，农民本身才有捍卫耕地的动力。在此基础上治理地方基层政府的违法违规征占土地才有“群众基础”，否则，一旦出现满足农民要求的高“补偿”，虽然违规，但从利益层面却可能获得底层农民的认同，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任何严格控制和保护耕地的政策，都将失去实际意义。

　　设法让农民拥有“捍卫耕地”的“内在利益驱动”，或许才是守住18亿亩耕地底线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