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城市在中部地区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也发挥了并且还在发挥着巨大作用。在“三农”工作中，中部的中等城市更是举足轻重。首先，从政府事权分配上看，中部地区中等城市“三农”工作既要抓好“三农”的宏观管理，又要抓好具体农业生产，处于“三农”工作的中间层面。它既要向上负责，完成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安排的各项任务，又要对下负责，为全市域人民求发展、谋富裕、保平安。
其次，从区位特点上看，中等城市既位于城市化、工业化扩张的区域中心结点，又位于我国农业主导核心区域，处于工农交融和城乡统筹区。它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最直接、最现实的力量。
再次，从“三农”工作的地位作用上看，中部地区“三农”问题不仅是全国“三农”问题的重心，而且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肩负着巩固全国农业基础地位和促进中部崛起的双重使命。
中部中等城市抓“三农”工作地位如此重要，那么该如何去抓，抓哪些方面呢？笔者认为应该把握四“性”，找准角色定位。
承担“试验性”任务，努力破解“三农”难题
党的十七大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自然制约。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低，科技水平低，依靠自身力量战胜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改善生存状况的能力弱。
中部破题具有战略性。中部地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的“牛肚子”理论，已经为中部崛起战略提供了最好的理论支撑，并获得了海内外专家学者和领导层的一致赞同和热烈响应。中部中等城市理应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三农”难题也应从中部率先突破。中部破题具有可行性。中部的区域优势、农业资源禀赋、产业积累使中部率先从农业崛起成为可能，中部破题具有代表性。中部共有82个中等城市（市、州），辖705个县市区，分别占全国中等城市和县市区的30%和46%。解决中部的问题，不仅为解决全国“三农”问题创造经验，也将加快解决全国“三农”问题的步伐。
承担“根本性”任务，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根本性任务，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2006年和1978年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175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87元。两者之比由2.56︰1扩大到3.28︰1。工农收入差仍在拉大，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仍在下降。这还不算城镇居民享受到的国家基础建设投入带来的利益（国家给农民的各项补贴已记入纯收入）。中部中等城市肩负着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任务。
承担“保障性”任务，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抓好粮食生产是既定方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指出，作为区域发展方向，要把中部地区建设成“三基地（粮食、能源、制造业）一枢纽（交通）”。中部地区处于中国内陆腹地，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是著名的“粮仓”或“鱼米之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更是肩负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吃饭”的重任。挑着“吃饭”重担的中部地区“三农”问题尤为严重。以至于有人说，解决了中部“三农”问题就实现了中部崛起。
发展农业是国家扶持重点。2004年以来，中央不断加大“三农”支持力度，今年支农资金达到3917亿元，比上年增加520亿元，相继推出十多项农民直接受益的惠农政策。同时对种粮大县给予数以千万元的财政补贴，解决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问题。国家还将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
承担“协调性”任务，努力整合生产要素
管理体制上，中等城市具有自主裁量的较大空间。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千差万别，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只能制定出宏观经济政策指导各地。中等城市具有相对自主发展的权力，便于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根据区域资源优势发展本地经济。
要素配置上，中等城市具有丰富资源。一个中等城市的区域内，都有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各具特色的自然与市场资源及社会再生产能力。它促成了中等城市能依靠自身的力量，经过地域分工和协作，完成经济循环和参与市场竞争，从而达到区域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目的。
生产组织上，中等城市具有科学调度的重要责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对经济的约束越来越强。具体到区域的发展，中等城市是一个把上级政策与本地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开展工作的比较适中的范围。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和一家一户小生产参与全国性经济大循环，生产、加工和销售已经突破了乡村甚至县市的范围。为了保护好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避免重复建设，中等城市必须切实履行好协调资源、合理布局的责任。 （作者系湖北省荆门市副市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