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04-11-04 |
来源：中国农村经济 |
作者：韩洪云1 赵连阁2 |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国北方农户“水改旱”行为的直接经济诱因是农户旱作作物和稻谷种植收益成本的对比。单位面积收益、劳动力、地租、资本、地势和水电费支出对农户作物选择行为有不同影响。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农户会选择种植蔬菜等高收益旱作作物。灌区水分配中的高成本，是农户“水改旱”的一个重要原因。改善灌区管理，提高灌区水供给保证率，是缓解灌区水田面积下降趋势的重要举措。
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近20％的人口，是世界上人均耕地资源较为稀缺的国家之一。随着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变得愈加强烈，中国粮食生产水平提高的艰巨程度也会愈来愈大。占全国耕地面积近40％的灌溉耕地生产了中国67％的农产品，灌溉耕地的高生产效率使灌溉农业在未来粮食生产中担当重要角色。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的水资源利用上的竞争，使灌溉面积不断下降；更由于经济利益驱动，北方的水田正被改为旱田（简称“水改旱”）。
辽宁省属中国北方一季粳稻区，全省的光热条件十分有利于高产、优质水稻生长。省内稻田主要分布在棕壤和草甸土上，在全国属中上等水稻土。虽然辽宁省有适于稻谷生长的光热条件和土壤条件，其稻谷种植面积自1999年以来却呈迅速下降趋势，由1999年的50.15万公顷，分别下降到2000年的48.97万公顷、2001年的44.95万公顷和2002年的45.71万公顷。辽宁省作为传统的优质水稻产区，近年来出现了农户大规模“水改旱”趋势。为了遏制水稻种植面积持续下降的趋势，当地政府已经实施了稻谷种植的补贴政策，每公斤水稻补贴0.10元，但农户“水改旱”仍在继续且有加剧的趋势。近年来，是什么因素导致适于优质稻谷种植的辽宁省的水稻面积持续下降？灌区农户“水改旱”的内在经济原因是什么？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灌区农户“水改早”行为的经济分析：以辽宁省辽中县浑蒲灌区为例
水稻种植面积下降的内在的经济诱因是什么？带着这样一个问题，课题组成员对辽宁省辽中县浑蒲灌区进行了实地调研，选取了浑蒲灌区新东村、新西村和张三家子村3个村的98个农户作为样本。调查内容包括灌区农户水费支付意愿和灌区内农户收益和成本支出构成等。本文试图通过下面的实证分析找出造成灌区稻谷种植面积变动的经济原因。
（一）调查点概况
1.灌区基本情况。浑蒲灌区成立于1976年8月，位于沈阳市西南部，承担着于洪、辽中、新民3县（市、区）19个乡镇和2个国营农场的水田灌溉任务。灌区设计灌溉面积为44万亩，实际灌溉面积为39.06万亩。2000年，灌区水田面积为16.55万亩，而且呈继续下降趋势。灌区内主要作物为稻谷、旱地大棚蔬菜以及少量的玉米和大豆。灌区水资源全部用于农业灌溉，灌区源水价为0.03元／立方米，农户门槛水价为0.05元／立方米，农业水费是灌区的主要收入来源。
2.行政村概况。（1）张三家子村。2003年，该村总人口为1012人，有319户，劳动力总数为260人；总耕地面积为3500亩，其中，水田2500亩，旱田1000亩。旱地中，夏季露天蔬菜面积为200～300亩，春季大棚蔬菜面积为300亩，冬季大棚蔬菜面积为130亩。从水资源可获得量情况看，村组织每年从灌区买水花费3万～4万元，按灌区供水价格0.05元／立方米计算，共买水70万立方米；行政村每年用于地下水抽取的电费为30万元，根据村委会主任的估算，当地1度电可抽取9.55立方米地下水（每度电0.46元），每年抽取地下水622.8万立方米。2002年，该村有400～500亩水田改为旱田，到2003年，共1000亩水田改为旱田（主要种植蔬菜和玉米）。
（2）新东村。2003年，该村总人口为2025人，有670户；总耕地面积为4777亩，其中，旱地面积为2000亩（全部为蔬菜大棚），水田面积为2777亩。2000～2003年，该村每年分别花费10万元、10万元、9万元和7万元向灌区买水，按灌区供水水费0.05元／立方米计算，2003年，该村买水140万立方米；2001～2003年，该村用于抽取地下水的电费支出分别为6万元、8万元和7万元，按1度电可抽取9.55立方米地下水计算（每度电0.46元），则该村2003年抽取地下水145.3万立方米。2003年，该村男女劳动力分别为300人，外出打工人员极少，每年仅有20～30人。该村雇用劳动力支付为25～30元／天。
（3）新西村。2003年，该村总人口为1556人，有460户；总耕地面积为3000亩，其中，旱地1000亩（夏季露天蔬菜600亩，春季大棚100亩，冬季大棚300亩），水田2000亩。该村每年从灌区买水2万立方米，用于抽取地下水的电费1万元，按1度电可抽取9.55立方米地下水水计算（每度电0.46元），抽取地下水20.8万立方米。该村雇用劳动力支付为25～30元／天。值得说明的是，所调查的3个村的耕地自灌区建成以来曾经全部是水田，新东村和新西村大规模的“水改旱”发生在1997年，2001年以来，这两个村水田种植面积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调查发现，如果不是由于地势低洼和“水改旱”必须集中连片的要求，农户愿意将水田全部改为旱田。而张三家子村由于整体地势低洼，“水改旱”的时间较晚。
（二）灌区农户“水改旱”行为的经济分析
本次调查选取了98个农户，其中，张三家子村23个，新东村26个，新西村49个，获得有效样本农户96个。在所调查的农户中，有25个农户种植蔬菜（包括春季大棚、冬季大棚和露天蔬菜），占被调查农户的26.04％；63个农户选择种植水稻，占被调查农户的65.63％；8个农户既种植水稻又种植蔬菜，占被调查农户的8.33％。
1.农户作物种植选择行为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灌区农户作物种植选择行为，本文运用SPSS1l.5软件，以作物种植选择Y为因变量，农户收益和成本因素为自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为了剔除规模经济对水稻种植农户收益和成本的影响，在分析中删除了水稻种植面积50亩以上样本农户12个。分析中采用的模型如下：
Y＝α＋α1T＋β2C＋β3L＋β4WE＋β5TA＋β6B＋ε （1）
在（1）式中，α为常数项，ε为误差项。在此，Y有3种可能取值：如果农户选择种植蔬菜，取值为0；如果农户选择既种植水稻，又种植蔬菜，取值为1；如果农户选择种植水稻，取值为2。自变量中，B为单位面积收益，T为地势，TA为地租（包括农户人口提留、土地提留、农业税、土地承包费和灌区来水水费），L为劳动力投入，C为资本投入（包括农膜、农药、种子、化肥和机械投入），WE为抽水电费。地势为哑变量。由于张三家子村整体处于地势低洼区，如果农户居住在张三家子村。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从模拟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对于农户作物种植选择有正影响的因素为劳动力投入、地势和地租。对农户作物种植选择有负影响的因素为资本投入、单位面积收益和抽水电费支出。按影响程度排序，结果为资本投入、单位面积收益、劳动力投入、地势、地租和抽水电费支出。
2.对计量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解释。为了进一步理解农户“水改旱”行为的经济合理性，本文分项计算了灌区农户种植蔬菜和稻谷的每亩平均收益和成本，并对灌区农户种植水稻和蔬菜的效果进行了对比。计算结果见表2。
（1）资本投入对农户作物选择行为有负影响。由于种植蔬菜的种子、化肥、农药和农膜投入较大（2666.6元／亩），种植蔬菜的资本投入高于种植稻谷，农户资金拥有量限制了农户“水改旱”。
（2）收益对农户作物选择行为有负影响。收益是农户“水改旱”的直接动力，农户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会选择种植蔬菜。本次调查结果表明，种植蔬菜是种植稻谷平均收益的139.56倍，但这里没有考虑农户自有劳动力的成本。根据村民的估计，种植蔬菜的每亩劳动力投入约为50个工日，种植水稻为10个工日。如果扣除农户自有劳动力投入（机会成本按30元／天计算），则种植蔬菜的平均净收益为1500元，种植蔬菜的每亩平均收益是种植稻谷平均收益的70倍。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农户会选择种植蔬菜。
（3）劳动力投入与农户作物选择同向变动。其原因在于调查中的劳动力投入为农户雇用劳动力投入，需要的雇用劳动力越多，农户越会选择种植水稻，以克服种植蔬菜中雇用劳动力投入难以监督和评价的困难。
（4）地势条件对农户作物选择行为有正影响。这说明，地势越低洼，农户越会选择种植水稻而不是蔬菜，以降低可能的洪涝灾害对生产的影响。调查地大规模的“水改旱”在1997年已经完成；2001～2003年，“水改早”只是小规模的调整，剩下的水田由于地势低洼难以改为旱田。这一计量结果与事实相符。
（5）地租支出对农户作物选择行为有正影响。本次被调查农户种植蔬菜的平均地租支出为259.6元／亩，种植稻谷的平均地租支出为216.6元／亩，地租支出作为直接的成本会阻止农户“水改旱”。但是，由于种植蔬菜和稻谷的地租支出差异不大，地租支出对农户“水改旱”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6）抽水电费支出对农户作物选择行为有负影响。即抽水电费支出越高，农户越会选择种植蔬菜。但统计上水电费支付对农户“水改旱”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抽水电费支付只是农户用于抽取地下水的电费支出，灌区来水水费计在地租中按亩由村统筹上缴。更由于无法度量农户使用灌区来水的分配成本、纠纷解决成本和政府收取水费时的搭车行为等造成的高额交易费用，从而水电费成本是不完全的。尽管用于种植蔬菜的抽取地下水的电费支出为271.6元／亩，远高于用于种植水稻的水电费支出（100＋74）元／亩（其中，100元为灌区来水水费），但根据调查，1元钱能够抽取地下水20.75立方米，灌区来水为0.05元／立方米，从理论上讲，1元钱同样可获得20立方米水，但由于水传送损失，农户为获得相同数量的灌区来水支付了更高的成本；同时，利用地下水能够节省高额交易成本，因而农户仍然愿意选择种植蔬菜。
二、农户“水改旱”：理性还是非理性？
农户作为理性的经济行为人，会根据种植作物的收益和成本对比做出选择。农户作物选择行为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不一致，使农户作物选择行为的社会效率大打折扣。
（一）农户“水改旱”的正效应
1.直接经济收益。从表2中种植稻谷和蔬菜的单位净收益来看，即使考虑农户自有劳动力投入，种植蔬菜的收益远高于种植稻谷。农户作为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会选择高收益的旱作作物。农户种植蔬菜的总成本为3197.8元／亩，收益／成本比为0.93；种植水稻的总成本为550.1元／亩，收益／成本比仅为0.039。
2.交易成本的节约。种植蔬菜的用水来自于农户抽取地下水，而水稻泡田水来源于灌区供水。调查地水费收取分为两个部分：灌区来水水费由村组织以地租形式按亩代收后统一交付乡镇，再由乡镇组织上缴给灌区；抽取地下水则只收电费，不收水资源费。电费由电管所指定的电工收取，电工从电管所统一购买电字，然后加入一定的手续费再卖给农户。对于选择上述水费收取方式的原因，多数农户认为是政府机构愿意承担水费收取任务。当问及在现行的水费收缴中是否存在搭车收取村行政费用的现象时，18个农户明确回答有搭车行为，15个农户回答没有搭车行为，其余农户对此表示不清楚。但农户普遍认为，水传送损失大、行政管理机构的搭车收费行为是造成水费过高的原因。农户“水改旱”后直接抽取地下水，就节约了交易费用支出。
3.就业机会的增加。种植稻谷中的雇用劳动力平均投入为72.8元／亩，种植蔬菜中的劳动力投入为0。这主要是由于本次调查中只考虑了农户雇用劳动力投入，种植蔬菜中基本的劳动力投入为自有劳动力，所以，种植蔬菜中的劳动力投入一项为0。但从调查中了解到，种植蔬菜中的自有劳动力投入为50个工／亩，种植水稻中的自有劳动力投入为10个工／亩，种植蔬菜中的自有劳动力投入为水田的5倍，“水改旱”有利于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二）农户“水改旱”的负效应
农户“水改旱”虽然能够获得直接的经济收益并缓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但也造成了一定的外部效应。尽管短期内农户不必承担这些外部效果，但长期来看，农户“水改旱”的负效应必将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1.可能的化肥、农药、农膜污染。从种植水稻和种植蔬菜的肥料投入来看，根据调查，如果种植蔬菜，每亩大棚的农家肥投入为5～6车，每车农家肥价值平均为65元，每亩农家肥成本为357.5元，所以，去掉农户种植蔬菜的农家肥投入，种植蔬菜的化肥投入为564.1元／亩，仍是种植稻谷化肥投入水平的5.5倍。此外，种植蔬菜的农药投入更是种植稻谷的农药投入的20.4倍。种植蔬菜还需要大量的农膜投入，可能造成耕地的“白色污染”。
2.水资源利用的外部效果。从用水量来看，种植蔬菜的用水量为5635.7立方米／亩。调查地灌区的水费支付平均为100元／亩。这里假定水的传送损失为零，农户种植水稻的总用水量为1000.05＋74×（9.55÷0.46）＝3536.24立方米。农户“水改旱”不仅没有节约水资源反而增加了用水量。从当地调查来看，农户普遍反映，由于大量抽取地下水，地下水位以1米／年的速度下降。地下水位的持续下降必然会引起当地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具有不可逆性。以张三家子村为例，20世纪80年代地下水位为5米，90年代地下水位为10米，2002年地下水位为30米，2003年地下水位为30～40米。而如果利用灌区供水灌溉水田，输水过程中水的沿途渗漏回灌能够对地下含水层进行一定的补充。如果农户大规模地“水改旱”，灌区水渗漏的降低必然会加速地下水位的下降。
3.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损毁。灌区斗渠、农渠、毛渠分布在广大的田间，由农户维护和管理。随着“水改旱”的发展，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农民不得不毁坏田间水利工程，造成了大量水利基础设施的破坏。而这些水利工程是几十年来集体劳动的积累，一旦损坏，将永远难以修复。由于调查地地势较低，遇到雨水丰富的年份，农业生产会面临涝灾威胁。
三、简短结论
中国北方灌区农户“水改旱”的直接经济诱因是对种植旱作作物和种植稻谷的收益和成本的对比，收益以及劳动力、地租、资本投入、地势和水电费支出对农户作物选择行为有不同影响。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农户会选择种植蔬菜等高收益旱作作物，“水改旱”是农户在现行资源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水改旱”能够给农户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并缓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但“水改旱”也可能造成化肥、农药、农膜污染，地下水位下降和大量的农村水利设施损毁。更为重要的是，表面上看“水改旱”似乎能够缓解当地水资源紧张的压力，但实际上却相反，农户“水改旱”并没有带来水资源的节约。从本次调查结果看，虽然近年来灌区来水水费始终保持0.05元／立方米不变，但由于水传送过程中损失过高和水费收取中的搭车收费行为，灌区来水的高额交易费用是农民“水改旱”的重要经济诱因。因此，改善灌区管理，提高灌区水供给保证率，降低水传送损失，是缓解灌区农户“水改旱”行为的重要举措。摘自：2004.9（49—53）《中国农村经济》（作者单位：1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2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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